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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历的三次高考
2019-02-12 08:49:59 来源: 中国缙云新闻网 作者:甄若愚

  作家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我所经历的三次高考,正是我人生中至关紧要的三步:

  1978年第一次高考,接续求学路;1980年第二次高考,给了走上讲台的资本;1985年第三次高考,获得当教师的合格学历。

  第一次高考:恍若梦游

  听母亲讲,还是在咿呀学语时,我就很爱“读书”,常一个人捧着本书煞有其事地“读”个不停。稍长,总是缠着妈妈读书讲故事给我听,三四岁时,已经认得不少字,会讲很多童话故事了。五岁那年,母亲担心淘气的我在公路上疯跑、在小溪里玩水出危险,就把我的童年装在书包里,塞进她任教的一年级课堂。

  读书是我喜欢的事,成为小学生后,成绩自然也是名列前茅。不过,坐在第一桌的我,始终没少挨母亲的教鞭——其他同学不守纪律开小差,教鞭却总是敲在我的头上。长大后我才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我是被母亲杀来儆猴的鸡!

  向来成绩优秀的我,照理说应该会有一个好前程,但是,我却在小学毕业时,举起千钧之笔,在毕业生鉴定表“是否自愿升学”一栏,重重地落下了一个“否”字。才11岁的我,就似乎清晰地看到前途。因为,父亲是“四类分子”,哥哥初中只读了一年就被迫辍学返乡成了生产队会计,四个姐姐也因无法忍受老师歧视和同学欺凌,先后退学成了“公社里的向阳花”。

  母亲看到我的鉴定表,狠狠地扇了我人生中唯一的一个耳光,旋即又抱紧了我痛哭:“孩子,不管怎样,自己不能先放弃选择的权利啊!”

  ……

  1977年7月,初中毕业的我,就真的丧失了升入公社五·七高中的机会。生产队多了一个每天挣二分半工分的13岁小社员。后来有人偷偷告诉我母亲,公社领导听到我初中班主任的推荐意见“成绩优秀,表现一般”后,当场叉去了我的名字。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公布恢复高考消息。这一特大喜讯,是冬天里的一声惊雷,唤醒了无数青年的读书梦!是年,缙云县有2716人报考高校,2179人报考中专、技校。11月初,缙云县组织初试,11月21日,经丽水地区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审查,核准741名报考高校的初试合格考生,1280名报考中专、技校的初试合格考生,于12月15日—16日参加恢复高考后的首次全省统一招生考试。次年2月开始录取,5月录取结束,缙云县被高校录取60人,中专、技校录取233人。本科录取率5.67%、专科录取率2.43%、中专技校录取率18.20%。

  恢复高考消息,以及公社初中就有几位老师考上丽水师专的喜讯,犹如春风吹皱了我父母原本死水潭般平静的心田。夜深时,曾听他们多次为我正是读书年纪却无书可读而唉声叹气。

  1978年5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母亲郑重其事地把我叫到床前,说已经为我在公社初中复习班报了名,叫我次日就去复习,准备参加高考。对我难得有好脸色的父亲,也一边抽着烟斗,一边用少见的温情瞟了我一眼。

  尽管在生产队劳动还不到一周年,但小小的我已经习惯了当牛倌的自在、当农民的慵懒,而且正为当天生产队长夸我“农活学得快,田埂铲得齐,能成为一个好劳力”而沾沾自喜,内心是一百个不愿意重返校园。只是生怕父亲的铜烟斗又像往常那样兜头砸下,凿得我头皮肿胀,眼冒金星,才很不情愿地在喉咙底下硬生生摩擦出一声:“哦……”

  事后得知,父母亲是看到1978年4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教育部通知,才彻底动心,要终止我自认为潇洒的农民生涯。

  在复习班,政治、语文,多少还能听进几句,数理化三科,完全如鸭听天雷,越听越烦躁,越听越想睡。

  如坐针毡艰难捱过了两个星期,我再也无法忍受比坐牢还痛苦的折磨,毅然回家。任凭母亲怎么好言相劝,父亲如何训斥,每天偷偷跟在生产队劳动大军队尾,重新过上了我熟悉的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逍遥日子。

  这一天,生产队正在离家数里远的高山梯田耘田除草。

  父亲见我又出现在劳动队伍里,先是近前来,强忍着不满,压低了声音不断叫唤:“回去!回去!”。

  我边推动耘田的田耙,边一步步远离父亲,倔强地回答:“不!我不!”

  几次三番催我不动,父亲一下子火了,抡起田耙竿横扫过来,我三脚并作两步逃到田岸上,父亲随后追了出来。可论爬高跳低,父亲哪里是猿猴一样灵动迅疾的我的对手?等他追到田埂上,我早已飞身跳到他鞭长莫及的另一丘水田里去了。

  社员们都停下活来看我父子俩猫捉老鼠般的好戏,也有个别社员帮着劝我:“读书总要去呢,你爸想你去读书,是为你好啊!”

  父亲一手横抓着田耙,一手拣起石块朝我胡乱扔来,嘴里愤恨地连声痛骂:“你不去,我砸死你个贼坯!”眼疾脚快的我,左躲右闪一一避过石弹,还不忘挑衅:“有本事你砸死我吧,我就是不去!”

  突然,石弹雨歇,空气也似乎凝滞了。我正暗自庆幸:父亲大概屈服于我的英勇反抗,不会再逼我去复习了。却听得一声咆哮,那是我从来没听到过的,父亲变了形的、颤抖的、凄厉的、绝望的低吼:“你到底去、还是不去啊?”

  我抬头一看,只见向来都是凶神恶煞一般待我的父亲,竟然眼噙浊泪,委屈、无助地在与我一丘之隔的田埂上顿脚。

  书有什么好,抄家时,被搜走那一箩筐一箩筐书,最后不都成了供销社包盐、包糖的废纸吗?两年前,不正是他发疯般烧书、撕书,扯着我耳朵咬牙切齿地喊“读书害人”?怎么现在又非逼我去读书不可?这是我的父亲吗?我彻底吓懵了,胳膊上冒出许多鸡皮疙瘩,拖着田耙,像刚遭遇过电击的野狗,飞也似地奔逃下山去……

  7月20日-22日,我在壶镇中学考点参加1978年全国统一招生考试,成为独木桥上600多万考生中一员。期间,我借住壶镇财税所一远房亲戚宿舍。临行前,母亲跟姐们要裹粽子给我作干粮,我死活不肯,坚决要带大麦饼,理由是天热粽子容易霉烂。后来家里给我烙了“麦果松”,不容易坏还抗饿。

  她们的用意,我了然于心,无非是想借“粽”的谐音,讨个吉利,希望我高“中”。而我实在太清楚自己的斤两,绝不可能是高中的范进,只能是被逼陪考的“乐得嬉”!所以,不带粽子要带麦果松,就是我耍的小心眼。 (未完待续)

编辑:徐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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