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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班顶职我捧上“铁饭碗”
2019-01-08 08:26:20 来源: 中国缙云新闻网 作者:甄若愚

  都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可生活有时就是古灵精怪的淘气鬼,偏偏冷不丁给人以惊喜,甚至奇迹。

  我就因为被天上掉下的幸福大馅饼砸中——赶上退休工人子女可以顶职接班政策,改变了人生轨迹,才得以滋润至今。

  1978年5月2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原则批准《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1978年下半年,缙云县开始落实这个暂行办法,招收时属工人序列的退休、退职教职工子女参加工作,俗称“顶职接班”或“接班”。至1984年停止执行,共有七批退休、退职教职工子女得益于“顶职接班”政策。

  我是第四批受益者。

  受父亲错案牵连,我全家老小从外地遣返回缙云老家,从“居民”转为“农民”,受尽欺凌。少年时,我即失过学、务过农,恢复高考后的1978年,好不容易才重返校园。

  1979年上半年,我在壶镇中学读高一,母亲打算提前病退,让我接班,我正憧憬着高考梦,谢绝了母亲的建议。

  1980年高考落败,重回农村捏锄头,母亲再次动了病退让我接班念头,我还是没有答应。不过,动辄汗水模糊了近视眼镜片的滋味并不好受,内心更是充满彷徨与痛苦:

  “书没读好,却读坏了眼睛!手无缚鸡之力的四只眼,就算认命当一辈子农民,还能土里刨食填饱肚皮吗?”

  “接下去的路,该怎么走?”

  百无聊乱中,我找出父亲几年前砸成碎片的椰子胡,熬了牛皮胶粘补回去,就此以自学胡琴来排遣苦闷。

  据说一曲《江河水》《病中吟》能将弄堂里听曲的邻居拉哭的父亲,居然任凭我恣意制造恐怖的噪音,从来不加指点。

  一不识谱,二无人指导,演奏技巧都是听了广播里播放的乐曲后自行揣摩弓法指法摸索出来的。半年后,我居然熟通简谱,掌握了胡琴的基本技法,并据此坐上公社剧团的“三弦堂”——兼施锣鼓和三弦、胡琴,浪迹江湖吃起了四方饭!

  1981年,母亲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子女接班问题又提上家庭议事日程。

  哥哥说,尽管接了班有固定工作,但每月21元工资,怎么养得活他一家五口,不如在公社化工厂跑供销,工作虽然是临时的,但收入比教书还多些。

  我明确表示最讨厌的事就是教书,坐坐后台,闲暇时练练琴,生活在自己喜欢的音乐里也蛮好的。

  母亲劝我遂了她的心愿,只有我是高中毕业,按接班政策规定,接了班能当教师,哥哥姐姐他们都是没读完初中就被迫辍了学,接了班也只能当学校里的工友,或者去工厂当工人。大家都劝我,这机会不要白白浪费。

  1981年12月31日下午下班前的最后一刻,我终于在县教育局人事科报了到,成为教师队伍中的一员。

  办妥手续,我就名符其实地“接班”了——在老家小学校长的见证下,接过母亲任教的班级,接过母亲用过的教鞭。

  这根教鞭,跟随母亲几十年了,长约两尺,是一根小拇指粗细的竹节密集的竹鞭做的,每一个竹节都经过仔细打磨,刷了清漆,捏手的部位被汗水浸润出暗红色的光泽,粗的一端钻了孔,穿了一根打成辫子状的玻璃丝绳子。每次下课,母亲都把这根教鞭小心翼翼地挂在黑板边的高处,生怕孩子们拿去玩,敲痛同学,又仿佛那不是教鞭,而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生怕被孩子们弄坏了。

  把教鞭递给我时,母亲一句话都没说,但是她庄严肃穆的神情分明告诉我,她是把责任、担当、嘱托、希望移交给了我。

  母亲本来想手把手带我一个星期,校长说:“放手让孩子去干吧!”可每天傍晚,母亲都忍不住回学校来,了解当天的教学情况,每天都被校长笑着批评回家。

  过了一周,母亲又来学校,校长高兴地说:“你放心吧,教书不会比你差,归门出户思路厘得清,抓纪律,更是比你还厉害!”

  原来,这周校长不让我母亲明着帮我,他自己却始终在暗处关注着我,只不过担心我惊堂怯场,每天都是躲在窗外听我上课。

  虽然我是刚接过教鞭的懵懂小子,但或许细胞中就潜藏着教书基因。太爷爷、爷爷都是清朝秀才,当过塾师,至我这一代,我们这个家族已有10多人从事教育,是名副其实的教育世家,我从小耳濡目染,熟悉教书的“归门出户”,似乎真是与生俱来的天性。至于“抓纪律”,校长就只知道我比母亲厉害,却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个“厉害”法。

  接班原非十分自愿,教书更是我最不喜欢的事。而且,教的是一年级,几十个奶声奶气的小屁孩整天围着,屁大点事都会跑到跟前来汇报,一天到晚,“老师老师”叫个不停,烦得人头大。更令我抓狂的是,班里有一个小男孩,哪天不催问他几遍“去过厕所没?”那天肯定会尿在身上,每次都得为他擦屁股、换裤子、拖地!18岁的小伙子,干的却是擦屎把尿的活,因此,听到“老师”两字就是一肚子无名火!

  接过班来不久,我就宣布了一条纪律:“在学校里,我没办法不让你们叫我老师,但是要少叫,最好别叫,出了校门,谁都不准叫,谁叫我老师,我就整谁!”孩子们叫惯了老师,禁止他们叫,哪有这么容易?每次有孩子叫我老师,我就恶狠狠地睁大四只眼,瞪得孩子们脸上的肌肉直发抖。

  春节过后,福建那边传来消息,歌舞团欢迎我加入,但父母坚决反对,跨省调动,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改行梦破,情绪跌落谷底,每天僵尸般游走在房间、教室、食堂。神情恍惚,不是忘了蒸饭,就是端错了其他老师的饭盒。偶尔自己烧次饭,结果,煤油炉里的煤油烧光,米饭连同铝锅都烧成了焦炭。一有空闲就操起二胡,不是悲怆的《江河水》,就是哀怨的《病中吟》,只是不再有如歌的《良宵》……

  长时间郁郁寡欢,1982年春夏之交一个雷雨交加早上,我终因连日发烧,吃不下拉不出而晕倒。同事送我到乡卫生院,年轻当值医生无法确诊是胃痛还是肠炎,开给我几粒止痛片了事。当晚,我好友、卫生院另一医生闻讯冒着瓢泼大雨前来我家,诊断为肠梗阻。他又是给蜷缩在藤圈椅上动弹不得的我灌注石蜡油,又是施以腹部按摩,经过整一夜施救,才疏通梗阻肠道,缓解病情。没人代课,第二天硬撑着回学校上课。期间,见我如老鼠见了猫的孩子们,没人敢来探望,但我房间窗台上,每天都放着孩子们偷偷送来的野生草莓、树莓、山茶桃等野果。

  我视孩子如不见,孩子奉我为神明!我被纯真、可爱的孩子们羞得无地自容,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这才从内心深处,真正接过了母亲的班。

  1982年,我们这些接班的新教师参加了缙云县教师进修学校举办的第二届小学教师培训,较为系统地学习了相关课程,具备了音乐、美术、体育学科的基本技能和教学基本功,并分赴五云小学、水南小学、壶镇小学等几所城镇学校实习,锻炼实战能力。

  结业后,我们重返教学第一线。一边主动投身教学实践,积极参加各级各类业务学习、业务竞赛和评比,一边或参加函授、自学考试,或考取师范,提升学历,增长学力,迅速成长为学校教学骨干或中坚力量。

  1985年,根据省、地教育行政部门统一部署,县教师进修学校面向缙云、青田、松阳三县,通过与当年高等学校和中专学校同步统一招生考试,公开招收公师中师班学员,招生对象就是历年接班入伍和民办转正的公办教师。幸运之神再次眷顾我,我考上了。

  时光荏苒,当年接班政策的受益者,有的已经退休颐养天年,有的仍然活跃在教育战线,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奉献光和热。

编辑:徐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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