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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和词典的墨香往事
2019-01-04 08:35:23 来源: 中国缙云新闻网 作者:陈喜和

  到目前为止,我买过、用过或接触过的字典和辞典不下20种(本)。刚买到的时候新奇地喜欢了几天,随后就束之高阁了,只有在偶尔需要的时候,机械地光顾一下;由于我搬了几次家,那些已被新版本不断取代了的旧字典、词典都在我的清剿之列。但其中有几本,总是带在身边,视之如密友。它们的价值,已经不是单凭使用价值来衡量的了。在他人看来也许是“敝帚”,而我自己却珍爱有加。一看到或一想到它们,与它们相关的往事就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最初接触的是1953年初版、我父亲用了20多年的《新辞典》,红色布面装帧,比我大两岁,是我父亲在大洋前村教书的时候买的,说是辞典,其实也只有最常用的几个词,主要是作为字典使用的。那时候,字典和辞典的种类本来比较少,而在农村,几乎没有人会购买。在我的那个小山村里,也就我父亲这一本。

  后来父亲下放回家,村里有些识字的人,如果碰到不认识的字或不理解字词的意思,就经常上我家来询问或查阅。我父亲对它更是视若珍宝,当我记事的时候起,父亲除了查字词外,一有空闲,就捧着它津津有味地通读,经常向人夸他的辞典(父亲都说成“字典”),说它如何如何的重要,我常常站在旁边看父亲翻阅,也因此有了字典的概念。有时趁他不在的时候,偷偷地去翻看,上学前,当然看不懂,像小狗看花被单一样,上学后,也只是看到密密麻麻的一片,认不了几个字,何况辞典的字还未简化,即便学了那个字也未必认得。

  在一个冬天的晚上,父亲挑灯夜读,读着读着竟睡着了,以致把翻开的辞典靠在了洋油盏(简易的煤油灯)的火苗上,辞典着了火,当火苗烧着了他的眉发,焦糊味儿钻进了他的鼻孔的时候才惊醒。扑灭火后一看,辞典好几页的天头已被烧焦了,幸好靠近天头的字还依稀可辨。古人读书,有头悬梁的,有针刺股的,还从未听说过火烧眉发、烟熏鼻孔的呢。

  后来他去乡村当民办教师,只带上了这本心爱的辞典,1967年冬天,家里遭受火灾,其他的书籍统统化为灰烬,而这本辞典因此躲过了劫难“独善其身”,父亲对此大有“渡尽劫波兄弟在”的感慨而倍加珍惜。虽然以后用了新华字典,但始终珍藏着这本辞典。

  父亲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父亲的最爱,现在成了我的至宝,安卧在我的书柜里,看到它,就像看到父亲一样,感到特别的亲切。

  我一直到小学毕业,都没有用过字典,一是没有钱购买,二是有疑难问题直接问老师或问父亲就是了。我和二弟先后上初中以后,老师经常说,字典是位不吃饭的老师。于是我们郑重地决定要买一本《新华字典》。价格好像是0.73元,但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笔巨款。父母说要我们自己想办法。我们兄弟俩就去采摘2分钱1斤的松树果,经过好几个星期天的努力,终于如愿。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字典,也是自己的劳动成果,显得特别的珍贵。

  我1973年春天上高中的时候,舒洪供销社有一种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汉语成语小词典》,定价0.47元,绿色塑料皮包装,是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编写的。那时候,书市萧条,这种书的出现,犹如在严寒的冬天漾起一股春风,充满了诱惑力。那时,什么叫成语,我们也不甚了了,同学们都竞相购买,我也不甘居后,居然借了钱买了一本。我周六回家,把它带给父亲看,父亲也是第一次接触到此类词书,也兴奋得不得了,边读边对我说,许多成语他以前读到过,但如果不看这本书,都忘记了,现在好了,什么都可以查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并亲自为我写了姓名和购买的时间。这本成语辞典,使我掌握了大量的最基本的成语,为以后的阅读和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以后多次买了条目更多,更能反映当时最新研究成果的成语词典,唯独对这一本词典情有独钟。

  现在,我想念父亲时,除了把玩摩挲父亲那本《新辞典》外,我就翻到1978年版(第一版修订本)《现代汉语词典》第122页上,端详着父亲印在左上角上的指印。每当这个时候,我就百感交集,也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了1980年的夏天。

  1978年秋,我考上了遂昌师范,1980年春,我与一些同学去遂昌的王村口区中实习,回来时路过遂昌县城,在一家供销社的书架上发现了思念已久的《现代汉语词典》,定价5.4元,我当即忍痛动用了我的全部积蓄买下,如获至宝。从此,每天摩挲把玩,小心翻阅,爱护有加。

  放暑假了,我把它带回家。我回家那天的中午,父亲从田野干活回家,我把词典介绍给他,他也是第一次知道有这本书,他顾不上吃饭,更顾不上洗手,迫不及待地拿到手,饶有兴趣地用汗涔涔的手随意翻阅。当他把词典交还我的时候,我发现在122页的左上角上留下了一灰黑色的指纹清晰的指印。好好的一本书,有了这么一个指印,正像一锅白米饭中掉进一颗老鼠粪,看起来很别扭。于是我没好气地大声质问:“是谁印上了这个脏指印的?”父亲像孩子犯了错,红着脸争辩说:“不知道,不是我印上去的。”父亲是老知识分子,一生与书打交道,嗜书如命,经常教导我们,要爱护书籍和其他物品。应该说,这次的“指印事件”是一个意外。从此以后,一想到或一看到这部词典,心里总有一个无法释怀的疙瘩,总觉得这本书破了相,掉了身价,心里感到不舒服。

  这本书,在内容上和装帧上都带有时代的明显特征。那时,我国的经济处在困难时期,这部词典的纸张就有三种:雪白的,泛黄的、灰不溜秋的,相互夹杂。前几年我又买了第五版了,不管是内容上还是装帧上,都比那本完美多了,而现在第六版都出来了,想必更好。

  1998年,我父亲去世后,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那部《现代汉语词典》又重新引起了我的重视,在我的心里,它的分量与日俱增。一来它是我父亲阅读过,尤其是他的那个指印,本来我很嫌恶;而现在看起来是那样的亲切,觉得那是父亲送给我的不可多得的可回顾的珍贵礼物。爱屋及乌,也觉得这本书更珍贵了,正如许多的字画一样,本来比较一般,因为有名人的题跋、印章或有非凡的经历等而使其身价百倍。二来就是怀旧的情愫,物是而人已非、时已移。现在一看到这本词典,就会去翻阅那个指印。看着清晰的指印,记忆的闸门就会打开,当年的情景就会在脑子里浮现,情感的激流就会奔涌,好像父亲就在我的身边,并与他面对面地进行交流,亲耳聆听他亲切的教诲。现在我是多么希望词典里的每一页都有父亲的指印呀,但时光一去永不复,人生往事只有无尽的追忆!

  前几天,缙云电视台有个调查问卷,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您家里现在还保留的最能勾起回忆的物件是什么?当时为什么买它,为什么保留至今?”我对着摄像镜头据实作答。这个回答,比在以往任何一次考试的答题或任何回答人家的问话中,是最有底气、自我感觉最好的答案,没有之一。

  1979年版的《辞源》,由叶圣陶先生题词,布面装帧,美观大气,分四分册出版。我于1980年买了第一、二分册,1982年买了第三分册,以后就不见第四分册的踪影了,多次跑新华书店而无果。1992年春天找到新华书店经理,被告知:书在今年出版了,此类书买的人不多,没有进货,要买就要预定;一本分册,不仅要预定,而且还要交足书款,你如不要,别人不会要。于是我交足27元的书款,他写下了我的通讯地址和姓名,并开了一张便条给我做依据,书到了会通知我的。

  于是,我便天天等待通知。而我又是在交通不便的乡下,偶尔去县城,每每乘兴去书店探问,总是败兴而归。一直到十二月份,我二弟去县城,我交给他便条,让他去新华书店询问书讯。被告知:书已经到了!但切莫高兴得太早,因为书店更换了经理,后任说前任没有交代他,书可以给我,但要重新付款。1992年,我的工资还很低,27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即便付得起,心理上也是一个疙瘩。那时候,通讯落后,联系也很麻烦,后来经过反复沟通,好说歹说,软磨硬泡,终于同意交货。通过如此周折而到手的书,好像多了一道味,也就显得更加的珍贵了。

  以上所列的几本字典和词典,是时代的产物和见证,也是自己独有的特殊记忆,更是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愫!

编辑:徐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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